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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某某与沈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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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高某某,女,汉族,住山东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

被告:沈某某,男,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

原告高某某与被告沈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被告沈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1月24日至3月23日期间依法中止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沈某某返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56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56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的丈夫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被告称有2辆别克GL8商务车以总价56万元转让、支付车款3天后就可以提车。原告于2019年1月25日支付被告56万元用以购买上述车辆,但被告并没有将上述车辆交付原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上述56万元,但被告置之不理,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沈某某辩称,被告为购买2辆别克GL8商务车而向销售车辆的4S店工作人员李某某支付了购车款56万元,因被告未能取得车辆,故李某某同意向被告退款。原告向被告的付款系原告代李某某向被告退回购车款,故被告没有不当得利,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1日,被告沈某某在银行现金取款68万元。同月25日,原告高某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付款56万元,该笔转账交易凭证中的“业务摘要”载明的内容为“代李某某退沈某某购车款”。

被告持有对收条拍照后的打印件一份,该收条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月21日,落款人署名“李某某”,落款处加盖了有“汽车销售公司”等字样的印章(印章的具体文字模糊不明),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沈某某购车款56万元,于2019.1.25号提车”。

2019年3月4日,案外人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系上海永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闵行区吴宝路XXX号别克4S店)的销售人员,犯罪嫌疑人张存庆于2018年12月带客户到上述别克4S店购买别克GL8商务车,张存庆对客户称只需要25万元或者28万元就可以购买到4S店内的价值39.49万元的别克GL8商务车,张存庆通过以后面客户支付的购车款填补之前客户应付的购车款的缺口的方式带客户购车,至张存庆带客户王涛购车后无法正常提车,张存庆在之后未补齐购车款,故报案被骗;张存庆带客户沈某某购车,当时付了56万元,定了2辆车,因沈某某来提车时没有付清2辆车的全款,故我们不让提车,后来让张存庆来解决,张存庆和我们协商后让我们把钱退给了沈某某。

2019年4月3日,犯罪嫌疑人张存庆在公安机关对其的刑事侦查中供述:2019年1月21日,马总介绍一个客户要买2辆别克GL8商务车,马总带该客户在闵行区吴宝路永达别克4S店订了2辆,该客户现金付款56万元,李某某出具收条并加盖4S店的公章,后来该客户因提不到车而闹,马总就垫钱退了56万元给该客户,收条收回,李某某重新出具收条给马总等。

审理中,原告称其丈夫姓名马红珠,人称“马总”,但不清楚张存庆所称的上述“马总”是否为马红珠。

以上事实,由当事人陈述,涉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电子账单、收条(系照片打印件)、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首先,原告称其向被告付款56万元用以购买2辆车辆,因被告没有交付车辆,故要求被告返还该款并支付利息。由于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车辆买卖的合意或者上述56万元属于原告支付被告的购车款,故双方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存在返还购车款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其次,原告主张被告取得上述56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故应当分析被告取得该款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被告的现金取款凭证、被告举证的涉案收条、李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张存庆在公安机关的供认内容、涉案银行转账凭证中的业务摘要内容、原告关于其与“马总”系夫妻的自认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一是可以证明被告曾向李某某付款56万元用以购车、李某某因不能向被告交付车辆而同意退还购车款,故被告取得56万元退款具有基础事实和对价关系,被告取得该款具有合法性;二是可以证明56万元退款由“马总”垫付、实际由“马总”的妻子即原告向被告支付。由于原告在向被告银行转账付款时填写的业务摘要内容为“代李某某退沈某某购车款”,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述业务摘要内容不属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述付款的数额较大,原告在付款时对收款人、付款用途等基本事项通常会审慎关注,一般不可能错误填写业务摘要,故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原告明知付款用途,所以才会填写上述特定、具体的业务摘要内容,可以认定原告付款的性质属于其自愿代李某某向被告退还购车款。上述代付行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在其资金进入被告的银行账户后已经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至于何人代李某某退款不受被告控制,无论何人代李某某向被告退款均不影响被告取得退款的合法性。据上,在无证据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的56万元外还另外收到了一笔56万元退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被告取得56万元退车款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应当指出,原告在本案起诉前明知其56万元付款的性质,原告关于其向被告付款购车的事实主张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的起诉造成了被告讼累、浪费了司法资源。因此,本院对原告予以批评教育。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400元,减半收取计4,700元,由原告高某某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