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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协议纠纷案件
关联词: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律师咨询、上海律师
一审法院查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作人会议决议及步X律师执业资格等相关事实

XX上海律师事务所设立于1989年1月15日,后于2008年改制。2008年8月28日,XX上海律师事务所召开合作人会议,并形成决议。对于原合作人可分基金,决议约定:原合作所的合作人有权享有的权益,将继续留存在新合伙所内,但上述权益并非新合伙所所有,仍旧应当属于原合作所的合作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原合作所的合作人或者其合法的继承人有权要求予以分配相应的权益:(1)原合作所的合作人退休且不再从事律师工作;(二)原合作所的合作人死亡。该决议附件载明,步X可分基金为181,638.86元及104,813.66元,共计286,452.52元。步X作为合作人之一参加该次会议,在该决议及附件尾部分别签署“同意”并签名。后,XX律所以借款形式提前向步X支付可分基金186,452.52元,步X尚余10万元可分基金未提取。

步X系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专职上海律师。2014年1月15日,步X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发送邮件称,经慎重考虑,决定宣布自2014年1月16日起正式退休,即从2014年1月16日起,我将不再受理新案件。次日,XX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向步X回复电子邮件称,希望其明确表示是否将继续律师执业,是否需要停止2014年度的律师执业年检,如果不愿意再继续律师执业,希望其提出书面申请。2015年4月13日,步X以邮件形式向XX律所发送2014年度律师执业考核总结。案件审理中,XX上海律师事务所称,其已将步X上述总结提交,嘉定区司法局已完成对步X2014年度的考核。目前,步X所持有的律师执业证并未加盖2014年度的律师考核备案章。另,步X在本案审理中,当庭出具至嘉定区司法局的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从即日起不再从事律师业务,并主动放弃2015年-2016年的注册(今后均放弃)。”

另,上海市司法局制定的《本市执业律师与机构行政许可申请指南》中“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指南”规定,注销律师执业证需提交下列材料:(1)申请书;(2)身份证复印件;(3)执业证正本及复印件;(4)关于终止执业的说明;(5)已结案件和未办结案件处理情况报告(事务所出具案件、档案和财务“三清”证明);(6)《承诺书》……。

二、关于步X收取律师费提成等相关事实

2014年7月28日,步X提起本案诉讼。案件审理中,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供“步X律师收支清单(2010年-2013年)”,步X对其中载明的律师费收入予以确认,即2010年至2013年分别为:172,307元、419,490元、601,037.73元、187,735.86元,合计1,380,570.59元,同时确认其律师费提成比例为70%,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步X还确认,2010年至2013年其收到的律师费提成分别为:59,504.50元、165,898元、424,267元、77,218元,合计726,887.5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2010年9月27日、2011年2月18日、2011年7月26日先后通过支票形式向其支付的48,000元、27,000元、35,000元,合计110,000元,亦为律师费提成;其他律师领取的款项8,850元亦视为其收到的律师费提成。

2010年1月13日,XX上海律师事务所通过银行转账向步X支付10,100元,2010年1月15日通过支票形式向步X支付48,500元。

2010年4月起,XX上海律师事务所共代步X交纳2010年至2013年期间个人所得税41,809.09元。2014年9月26日,XX律所代步X补缴2010年至2013年期间的个人所得税83,552.39元。

2010年至2013年期间,XX上海律师事务所每年向上海市律师协会交纳次年的律师个人会费及律所团体会费,律师个人会费为:2011年度1,500元,2012至2014年度每年1,300元,根据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XX上海律师事务所2011-2014年度律所团体会费分别为:40,000元、50,000元、40,000元、40,00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交的2010-2013年度“上海市律师协会互助金报名表”显示,步X参加上述四个年度的律师医疗互助金。另,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交的上海律师协会会员福利手册中《上海律师医疗互助金协议》约定,协议甲方(即律师事务所)必须整所人员参加互助金,参加人员一年的费用为600元/人。

2010年,步X参加XX上海律师事务所组织的山东旅游。2010年4月、5月,XX上海律师事务所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枣庄天天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28,124元,枣庄天天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相应金额的、内容为培训费的发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步X及其妻子先后参加XX律所组织的台湾、张家界、柬埔寨旅游。案件审理中,步X确认上述三次旅游的团费分别为:台湾6,300元/人、张家界3,900元/人、柬埔寨5,880元/人。

三、关于步X使用收据、收案等相关事实

XX上海律师事务所原设立大场接待室,步X在该接待室工作。2011年底,XX上海律师事务所撤销该接待室。

2012年8月3日,步X出具“关于律师劳动报酬费统一收据”的情况说明,载明:“2002年,由于我经常要出具10-50元的咨询发票,所里考虑到方便我的工作,曾给过两本律师劳动报酬费统一收据,并叮咛底根要保存好。十年来,已用掉一本多一点,剩余归还本所。由于此收据很少使用,对保管就放松了,使用完的和剩余的底根都已遗失。收据编号:9100-9200。”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述收据编号应为9150-9250,还确认该收据系用于步X办公的XX上海律师事务所大场接待室。此外,步X在案件审理中出示编号为009207、009211-009250的上海市律师劳动报酬收据,证明其并未使用上述收据。

2013年2月5日,步振林向案外人范红玲开具编号为XXXXXXX、内容为代理费7,000元的收据。XX上海律师事务所称,该收据系范红玲向律所投诉步X收费未开具发票时提交。


一审法院认为

2013年2月26日,案外人汤X冲以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之诉,称步X律师在担任其代理人期间,以交通费名义收取2.5万元,其行为违反律师职业规定,故请求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汤X冲与XX上海律师事务所2009年10月16日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XX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步X担任汤X冲与魏X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汤X冲曾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交纳20,00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金额的律师费发票。此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以调查费名义收取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XX上海律师事务所收取20,000元律师费并无不当,对未按合同约定多收取的调查费5,00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表示愿意退还,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故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退还汤X冲5,00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7月1日退还汤X冲5,000元。2013年5月8日,步X针对上述案件出具“本人受理汤X冲案件记录”,载明:“2009年11月之前,收费5,000元,因委托人未到我所,故未能开出正式发票。”步X同时作出如下说明:“一、因大场接待室无开具正式发票的权力,所以数额在100元以上的收费,都要出具(暂时)收据给当事人,否则,当事人就需从宝山区赶到延安东路外滩总部付款。二、大场接待室使用的收据是接待室自行在文具用品商店购买使用,而非律协认可入账的统一用品,故收据使用完后只能由接待室自行保存。2009年前使用的收据底簿,由于多年未有差池,本人于2010年装修时遗失。本人郑重承诺与保证,如果发现收据记载的收费未全部如实入总部账户的,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大场接待室承担,后果与责任概与XX上海律师事务所总部无涉。”

2013年11月25日至2014年6月18日,XX上海律师事务所多次以函件、电子邮件等形式,要求步X说明收据使用情况以及收费情况。

四、关于步X收取123,000元律师费等相关事实

2014年8月27日,步X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发送电子邮件,要求为其立一个民事案件,委托人为武X玉。2014年9月22日,步X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发送电子邮件,要求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为其立四个民事案件,委托人分别为:金秀兰、上海天长有机玻璃有限公司、李兰妹、徐绣亮。2014年12月19日,步X再次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发送电子邮件,称其已经收到代理费的案件为:金秀兰诉汤丽等8万元、上海天长有机玻璃公司诉联西包装2万元、河南立厦防腐防水诉芜湖四镇1万元、李兰妹诉肖中玉等7,000元、武廷玉诉武维民6,000元。2014年12月25日,步振林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转账123,000元。

原审审理中,步X称上述123,000元系其收取的律师费,为证明上述款项的来源,步X提供5份《聘请律师合同》、相应的委托书以及裁判文书。5份《聘请律师合同》具体包括:1、2012年6月30日与金秀英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收费条款约定甲方(委托人)应向乙方(受托人步振林)缴纳8万元,合同底部手写注明风险代理条款。步X称依据该合同实际收取律师费8万元。2、2013年8月12日与上海天长有机玻璃有限公司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收费条款约定甲方(委托人)应向乙方(受托人步X)缴纳2万元(预收),合同底部手写注明风险代理条款。步X称依据该合同实际收取律师费2万元。3、2014年4月7日与武廷玉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收费条款约定甲方(委托人)应向乙方(受托人步X)缴纳2万元(预收),合同底部手写注明风险代理条款。步X还提供了针对该合同所签订的《关于终止代理合同的协议》,该协议约定步X退还委托人14,000元。步X称依据该合同及其后的协议,实际收取律师费6,000元。4、2014年4月17日与李兰妹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收费条款约定甲方(委托人)应向乙方(受托人步X)缴纳1,000元(调查费、打印杂费),合同底部手写注明风险代理条款。步X称,除合同约定的1,000元,其所代理的案件结案后,其又向当事人收取6,000元,实际共收取律师费7,000元。5、2014年10月21日与河南立厦防水防腐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该合同收费条款约定甲方(委托人)应向乙方(受托人步X)缴纳1万元。步X称依据该合同实际收取律师费1万元。

步X的本案诉请为:1、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立即向步X支付可分基金10万元;2、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向步X支付2013年律师费提成147,600元(创收18万元*82%);3、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向步X支付2009年9月25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的提成差额141,600元(创收118万元*12%);4、判令XX上海律师事务所赔偿步X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30日期间无法执业的损失224,544.25元(根据前三年创收平均数计算)。

XX上海律师事务所在原审中提起反诉称:步X曾确认使用XX上海律师事务所交给其的100张收据中的69张,自行购买4本收据,并使用了其中的2本。另,根据案外人范红玲投诉步X时提供的收据,步X至少还自行购买并使用1本收据。对上述收据的使用情况及所收取的费用,步X均未告知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上述步X所使用的收据共计217张(69+50*2+50*1,按每本收据50张计算),依据每张收据500元的标准计算,步振林至少私自收取律师费108,500元(500元*217),故XX上海律师事务所请求判令步X向其交付私自收取的律师费108,5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对于步X要求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其支付可分基金10万元的诉请:XX上海律师事务所2008年8月28日召开合作人会议,并形成决议,决议约定“原合作所的合作人退休且不再从事律师工作”,方可提取可分基金。该决议系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作人,包括步X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步X认为该决议中关于可分基金提取条件的条款无效的观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采纳。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X坚与其他律师就可分基金转让所达成的协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影响上述合作人会议决议的效力。案件审理中,步X出具致嘉定区司法局的承诺,称其不再从事律师工作,并认为其已经符合上述决议约定的提取可分基金的条件,XX上海律师事务所则认为,决议所约定的“不再从事律师工作”应以律师执业证注销为标准,故步X尚不符合提取基金的条件。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步X所持有的律师执业证尚未注销的情况下,不排除其完成备案等相关手续并继续从事律师工作的可能。就此而言,XX上海律师事务所对“不再从事律师工作”的解释更具合理性,原审法院可予采纳。目前,步X与XX上海律师事务所未完成案件交接,且仍有经济纠纷未解决,其律师执业证尚不符合注销要求。鉴于步X仍持有律师执业证且未注销,不符合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决议所约定的合作人提取可分基金的条件,其该项诉请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步X要求XX上海律师事务所支付其截扣的2010年至2013年期间律师费提成的诉请:原审法院对双方存有争议的款项分析如下:1、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2010年1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步X支付的10,100元以及2010年1月15日通过支票形式向步X支付的48,5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步X系针对2010年至2013年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主张被截扣的提成,根据XX上海律师事务所制作的“步X律师收支清单”,步X2010年实际获得的提成金额159,604.50元(包含上述两笔争议款项)高于其2010年应提成金额120,615元(律师费172,307元*70%),XX上海律师事务所对此未作合理解释,亦未证明上述两笔该款项系针对步振林2010年律师费收入而支付的律师费提成,鉴于此,原审法院难以认定该款项系步X2010年的提成。2、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代步X交纳的个人所得税41,809.09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供了一组完税证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电子报税付款通知证明其代缴上述税款的情况,步X对此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步X应自行承担该税款。故XX律所认为该税款应从步X应得律师费提成中扣除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代步X补缴的个人所得税83,552.39元,该税款系XX上海律师事务所作为扣缴义务人根据税务机关开具的税单代步X缴纳,缴款人步X应当承担该笔税款。至于步X对税款金额的异议,非本案审理范围,步X以此为由拒绝从应得律师费提成中扣除该款项的抗辩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若步X认为XX上海律师事务所未及时通知其补缴税款的情况侵害其利益,应当另行主张,此亦非本案审理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处理。4、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缴纳的律所团体会费,原审法院认为,律所团体会费是由律所以其名义缴纳,并由律所享受相应的会员服务,XX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律所团体会费应由律师分摊的观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5、关于律师医疗互助金,根据《上海律师医疗互助金协议》的约定,律师医疗互助金须整所人员共同参加,故即便律所中个别律师无参加律师医疗互助金的意愿,律所出于尊重大部分律师参加律师医疗互助金的意愿或提高大部分律师福利的考虑,仍需为全体律师交纳律师医疗互助金。因此,尽管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为步X缴纳律师医疗互助金,且步X每年均报销医药费,鉴于律师医疗互助金的特殊缴纳方式,且XX律所未举证证明其曾就律师医疗互助金的承担与步X协商一致,XX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步X应自行承担律师医疗互助金的观点,原审法院难以支持。6、关于律师年金,XX上海律师事务所称其为步X交纳2010年、2011年律师年金,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原审法院难以采信,故XX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该费用应由步X承担的观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7、关于旅游费,步X称,其收取的律师费30%上交律所,其个人的旅游费应从该费用中支出,无需个人负担。XX上海律师事务所则称,其上交律所的律师费用于律所经营成本,包括税款、办公支出、行政人员工资等,旅游费应由其个人负担。步X与XX上海律师事务所就律师费提成比例达成一致,在步X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其享有其他福利达成协议的情况下,XX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上述观点较为合理,步X认为其个人旅游费应由XX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步X称XX上海律师事务所承诺承担其妻子至张家界、柬埔寨旅游的费用,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步X2010年参加的至山东旅游的费用,XX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其主张的团费1,750元/人未提交直接证据,原审法院难以认定,但根据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汇款凭证、发票等证据,可认定其为该次旅游共支付28,124元,另根据XX上海律师事务所提交的2010年度检查考核登记表,XX上海律师事务所该年度律师29人,行政人员9人,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步X应承担至山东旅游的费用740元。对于步X及其妻子参加的至台湾、张家界、柬埔寨旅游的费用,鉴于步X对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团费予以确认,根据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步X应承担相应的旅游费:台湾12,600元(6,300/人*2人)、张家界3,900元(3,900元/人*1人,XX上海律师事务所确认已与步X口头达成协议,步X只需承担其妻子费用)、柬埔寨10,560元(5,880元/人*2,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同意减少部分费用)。上述旅游费共计27,800元,应从步X应得的律师费提成中扣除。8、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主张的因汤X冲案件退款所产生的税款损失2,012.50元(营业税及附加损失232.50元、个人所得税损失1,750元),根据原审法院上述分析,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代步X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均从步X应得律师费提成中扣除,XX上海律师事务所再次要求其承担该个人所得税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营业税损失,XX上海律师事务所称,步X系私自收取汤X冲5,000元费用,故在XX上海律师事务所未举证证明步X向汤裕冲所收取的费用已入XX上海律师事务所账目,且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为此支付相应营业税的情况下,其主张存在营业税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9、关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主张的份子钱,其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步X应收取的2010年至2013年期间律师费提成为966,399元(1,380,570.59元*70%),其确认已收到提成726,887.50元,另同意将其通过支票形式领取的提成110,000元、其他律师领取的视为步X提成的8,85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退还当事人汤裕冲的5,000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代其交纳的律师个人会费5,400元,共计129,250元从其应收提成中扣除,XX上海律师事务所尚余110,261.50元(966,399元-726,887.50元-129,250元)未支付。再扣除原审法院上述认定的应由步X自行负担的XX上海律师事务所代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41,809.09元、代其补缴的个人所得税83,552.39元、旅游费27,800元,共计153,161.48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向步X支付的款项或代其支付的款项等已经超过XX上海律师事务所尚未支付的2010年至2013年期间律师费提成,金额为42,899.98元(153,161.48元-110,261.50元),故步X认为XX上海律师事务所尚欠其2010年至2013年间律师费提成的诉讼请求无相应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

对于步X要求XX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其支付2014年律师费提成86,100元的诉请:2014年12月25日,步X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XX上海律师事务所支付123,000元。案件审理中,步X称该款项系其收取的律师费,并提供5份《聘请律师合同》、委托书及相应的裁判文书证明上述费用的构成。原审法院认为,步X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委托书与相应的裁判文书所载明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立案时间等内容可以互相印证,5份《聘请律师合同》所载明的律师费金额之和与步X所主张的律师费123,000元基本吻合,原审法院可认定该款项系步X所述2012年至2014年期间5件案件的律师费。步X已将所收取的律师费123,000元交纳至XX上海律师事务所,XX上海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约向步X支付70%的提成。若XX上海律师事务所因步X私自收案、私自收费等原因遭受损失,可另行向步X主张权利,但XX上海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以上述律师费可能退还当事人为由拒绝向步X支付提成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该笔提成的个人所得税,双方可于税款确定后另做处理。综上,XX上海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步X支付提成86,100元(123,000元*70%)。另,XX上海律师事务所主张将其应向步X支付的款项与上述代步X支付的款项扣除提成后的剩余部分相抵销,其主张与法无悖,原审法院可予采纳,故扣除原审法院上述认定的42,899.98元,XX上海律师事务所还需向步X支付律师费提成43,200.02元(86,100元-42,899.98元)。

对于XX上海律师事务所要求步X向其交付私自收取的律师费108,500元的反诉请求:步X出示其保存的由白玉兰律所向其提供的上海市律师劳动报酬收据原件47组,证明其并未擅自收费,但步X承认曾自购收据,且未说明XX律所向其提供的其他收据及其自购收据的使用情况。步X还提交电子邮件等证据,证明其曾要求XX律所为其立案。但根据步X自行提供的5份《聘请律师合同》、电子邮件等证据,在XX律所于2014年8月15日提起本案反诉前,步X并未至律所登记上述5份《聘请律师合同》对应的案件,亦未告知律师费收取情况。然而,步X自购收据或未及时登记收案情况、未及时告知律师费收取情况并交纳律师费的事实,均不足以推定步X另行使用了XX律所主张的217张收据,亦不足以推定其收取了108,500元律师费,原审法院对XX律所的反诉请求难以支持。当然,客观上,XX律所难以获取律师私自收取律师费的证据,若XX律所今后取得步X私自收取律师费的相关证据,并认为其利益受到侵害,可另行向步X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执业律师,步X在本案中确认其未私自收取律师费,但若确实存在该情况,其应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步X支付律师费提成人民币43,200.02元;二、驳回步X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826元,由步X负担4,946元,由XX律所负担8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35元,由XX律所负担。


上诉人诉称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清楚,但判令XX律所向步X支付2014年律师费提成86,100元(123000*70%)并不妥当。该部分涉及的5个案件均为步X私自收案、私自收费的案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该部分违法所得应当予以没收,法院应在行政机关对此作出处理后再另行处理,且XX律所已向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和上海市律师协会检举,前者已经立案受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

被上诉人步X答辩称:原审判决并未认定步X存在私自代理,该部分费用所涉5个案件均是风险代理,其收费方式不是确定的,步X并未向X律所隐瞒当事人的信息,故不构成私自收费,且当时是因为XX律所不愿意对相关案件及时登记立案,导致步X无法对当事人进行正常收费。另外XX律所是在原审判决作出后才去举报立案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XX律所应否向步X支付2014年的律师费提成86,100元。XX律所对步振林2014年开展业务所涉律师费金额为123,000元无异议,但认为不符合律师费收取的正当程序,构成私自收费,应由司法局先行进行行政处罚后,方可由司法判决。本院认为,XX律所对该所的《聘请律师合同》、《委托书》空白件盖章文本以及收据等具有管理职责,应承担因自身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所有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依据步X提供的加盖XX律所公章的《聘请律师合同》、《委托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以及步XX已将所涉律师费123,000元交纳至XX律所的事实,结合双方之前关于提成比例70%的做法,判决XX律所向步X支付提成费86,100元,并无不当。XX律所有关步X涉嫌违法收费的检举成立与否,与XX律所与步X之间的民事合伙协议纠纷的处理没有必然关联。综上所述,XX律所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26元,由上诉人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