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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X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十二)

(三)关于购买11套别墅价款318271200元及将11套别墅登记在8家公司名下,是否系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的行为。

上海森泽公司上海法律顾问主张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约定,以318271200元购买了11套别墅,比原定的25000万元超过了近70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信托合同》第八条“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中仅约定“不超过25000万元的信托资金用于向项目公司出资,出资的资金专门用于项目公司分批打包购买上海上实公司海源别墅项目下的11套别墅,并对该11套别墅进行装修和升级以提升其市场价值的工程费用和相关支出或受托人认可项目公司其他项目”,该约定仅表明出资25000万元资金的用途,并未表明25000万元就是购买别墅的价款。其次,在2011年4月12日,即《信托合同》签订前,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海源别墅一期可售房源销售备忘录》及《备忘录补充》约定:拟购买海源别墅一期11套别墅,总价不低于318271200元。根据该约定可以看出,购买11套别墅的价格不低于318271200元,是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协议时即确定的,没有证据证明是四川信托公司的安排。再次,《信托合同》第八条第(四)项在“信托财产处置事项”中约定:“信托计划终止时或信托存续期间如发生如下情况的,受托人有权在履行信托合同约定相关程序后处置信托财产:(3)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30日内,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就海源别墅项目下的11套别墅销售未能达成相关协议”,根据该约定,可以认定在《信托合同》签订后,出面购买11套别墅的主体是上海森泽公司,而非四川信托公司。因此,上海森泽公司关于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约定,以318271200元购买了11套别墅,比原定的25000万元超过了近700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对于上海森泽公司上海律师关于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约定将11套别墅登记在8家公司名下的主张,本院认为,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海源别墅一期可售房源销售备忘录》及《备忘录补充》约定:拟购买海源别墅一期11套别墅,上海森泽公司承诺在备忘录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告知上海上实公司用于分批网签《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的购房主体名称,并确保每批购房主体不同;上海森泽公司承诺该批购房主体与其之间为关联企业或关系人,承担连带责任;双方同意在锁定11套房源整体销售均价的前提下,由上海森泽公司指定的不少于四家以上的不同的购房主体分四批网签《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从以上约定内容来看,将别墅登记在不同公司名下,是在《信托合同》签订之前已作出的商业安排,该商业安排是由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签订购房的意向性协议时确定的。此外,除上海乾孚公司的股东为上海乾观公司外,上海升比公司、上海乾比公司、上海师坤公司、上海浙丰公司、上海坤比公司、上海丰比公司、上海坤观公司等七家公司的股东均为上海乾观公司和唐小龙,上述8家公司均是上海森泽公司的关联企业,符合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上实公司在《海源别墅一期可售房源销售备忘录》及《备忘录补充》中的约定。因唐小龙是上海森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上海森泽公司在实际管理运营上海乾观公司,因而对于上海乾观公司、唐小龙出资成立8家公司,应当是上海森泽公司根据其与上海上实公司的约定而作出的安排。基于上海森泽公司是出面购买11套别墅的主体,及上海森泽公司管理运营上海乾观公司,将11套别墅登记在上海乾观公司的8家子公司名下,应当是上海森泽公司的安排。因此,上海森泽公司关于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约定将11套别墅登记在8家公司名下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关于上海乾观公司通过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向汇联合伙借款3.05亿元,是否系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的行为。

首先,《信托合同》第十五条“信托单位的登记与转让”第(三)项约定为:次级受益人于本信托计划满12个月起或未满12个月但符合第十四条第(一)款第2项的情形时,有权单方面决定受让优先信托单位,但必须一次性受让全部优先信托单位,不得分批或部分受让。受托人代为收取转让价款,并于信托计划终止之日起10日内通过信托利益账户向各优先受益人支付转让价款。此外,四川信托公司、上海森泽公司与上海乾观公司签订编号为XYJYS2012-2FQR-1的《支付确认协议》约定,上海森泽公司受让全体优先受益人的全部优先级信托单位,转让价款总金额为27750.72万元,上海乾观公司承诺代替上海森泽公司向四川信托公司支付该转让价款。根据以上约定内容,可以认定上海森泽公司选择受让了全体优先受益人的全部优先级信托单位,转让价款总金额为27750.72万元,上海乾观公司承诺代替上海森泽公司向四川信托公司支付该转让价款。

其次,2012年10月8日,上海森泽公司、上海乾观公司、四川信托公司与汇联合伙、汇联资产公司、唐小龙签订《融资合作协议》,在上海乾观公司、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及汇联合伙签订两份《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时,唐小龙、上海森泽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签订两份《保证合同》,为上海乾观公司借款而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上海乾观公司通过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向汇联合伙借款,上海森泽公司、四川信托公司均是同意并参与的。结合《融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第一笔委托贷款的使用计划为支付上海上实公司剩余购房款以及办理房产证所需各项费用,支付四川信托公司购买优先信托单位的款项,第二笔委托贷款的使用计划为支付四川信托公司购买优先信托单位的款项”,以及借款5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及借款25500万元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是代借款人母公司上海森泽公司支付回购四川信托公司募集的信托款项”,可以认定上海乾观公司借款的主要用途,是代替上海森泽公司向四川信托公司支付受让优先级信托单位的价款。

因此,上海乾观公司通过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支行向汇联合伙借款3.05亿元,并非四川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单方作出的决定和安排,款项的用途主要是代上海森泽公司支付其受让全部优先级信托单位的转让价款,不能认定上海乾观公司的该借款行为,系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的行为。

综上,上海森泽公司上海律师咨询关于四川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